西贡，交趾支那总督府，秘密会议进行中。
与会者，除了交趾支那总督拉格朗迪埃尔、西贡海军司令穆勒，还有驻沱灢参办本沙明、法兴商行买办阮景祥。
本次会议的大部分的内容，不能形诸文字，是为“秘密会议”；而之所以见不得光，是因为会议的最重要的主题如下：
如何向巴黎解释，军事上，“降龙行动”竟有如此惨重之失败？
说的明白些，就是：如何推卸责任？
本沙明和阮景祥带来了顺化和升龙的大量“第一手”消息，“降龙行动”失败的全过程，从轮廓到细节，逐渐清晰，虽然依旧有许多不可解之处，但是，最关键的一条——战损比，确如中国人宣称的那样：
法军“无一人片板逸出”，包括所有高、中、低级军官——或者战死，或者被俘；中国人自己的损失，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
之所以说战损比是“最关键”的，原因如下：
法兰西虽然自负天下无敌，但并不是没有打过败仗，“降龙行动”失败之难堪处，在于输给了一个一向为我轻视的对手，不过，即便这个一向不在我眼里的对手，也不是没有占过我的上风：“亚罗号战争”中，一八五九年第二次大沽口之役，英法联军在天津大沽口，被中国的僧格林沁亲王率军击退，颇有损失。
所以，并不是一定不能输，但是，得看是怎么个输法儿。
譬如，第二次大沽口之役，英法方面固然“颇有损失”，但是，中国方面，损失更大，直隶提督史荣椿、大沽协副将龙汝元先后阵亡，只好说是“惨胜”，英法虽然败退，面子上，倒还不太难看。
可是，如果输到“无一人片板逸出”的程度，而敌人的损失，却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”，这个敌人，又是一向为我轻视的，那么，这个面皮，便被剥的光光，连皮下脂肪也一丝儿不剩了。
伟大的法兰西和伟大的法兰西皇帝，最爱的是什么呀？
面子呀。
“无一人片板逸出”已成事实，无论如何，粉饰不来；不过，敌人的损失，绝不可以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”！
哼！
还有，面对“无一人片板逸出”的事实，一定要想出一个“非战之罪”的说法，不然，敌人的损失再大，也说不过去呀！
因此，会议还没开始，两条宗旨就定下来了——第一，敌人之损失，远过于我！第二，我之失败，非战之罪！——这两条，皆为卸责之必要条件，缺一不可，缺了一条，拉格朗迪埃尔总督和穆勒将军两位，就得回家抱孩子去了。
在此之前，交趾支那总督府给海军和殖民地部的关于“降龙行动”的初步报告，已经强调：
越南勾结中国，背信弃义，对我执行和平勘探任务人员，发动大规模武装攻击，我方措手不及，以致受到相当损失，至于损失具体多少，尚在调查统计之中，容后汇报。
现在，既然“损失具体多少”已经出来了，则敌人如何“背信弃义，对我执行和平勘探任务人员，发动大规模武装攻击”，就活灵活现了：
敌人假装与我达成协议，诱骗我转至渎叻码头登陆，由升龙城南门大兴门入城；在此之前，敌人已于渎叻码头和大兴门之间的一处“谷地”设伏——此处为渎叻码头至大兴门必经之路。
接着，戏肉来了——敌伏兵之众，多达一个师！
以上内容，妙在半真半假——“假装达成协议”、“诱我转至渎叻码头登陆”以及“设伏”、“必经之路”云云，都是事实；甚至，“一个师”，某种意义上，竟也可算是事实——
目下进入北圻的中国军队，确实已经超过了一个师呀！
至于那个小小的洼地，能不能够称的上“谷地”，又如何能够装得下上万的敌军？嘿嘿，就不必去管他了。
反正，巴黎也不可能派人到升龙实地调查滴。
敌军既然从区区的两个营暴涨至整整的一个师，以下的内容，就顺理成章了：
敌军“伏兵四起”，我军“奋勇还击”，面对二十倍于己的敌军，力战不退，并给予敌军重大杀伤：毙一千余人，伤二千余人。
可是，在没有任何牢固的防御工事的保护的情况下，我军的伤亡，亦愈来愈大。
眼见若强行突围，只可能有一小部分人突出重围，大部分的士兵，必将葬身异国，为为保护士兵的生命，不增加无谓的伤亡，自知伤重不治的安邺上尉，在失去意识之前，下令投降。
“眼见若强行突围”一段，出自阮景祥的建议，拉格朗迪埃尔和穆勒皆以为神来之笔：
第一，俺们其实是有能力突围的，所谓“全军覆没”，其实是一个人道主义考量的结果，是长官为保护士兵的无奈之举——一句话，是高尚滴！
第二，安邺上尉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，已“自知伤重不治”，他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做出这个困难的决定的，则他做如是决定，并没有任何贪生怕死的意思，纯粹是为了“保护士兵的生命”。
如果有人批评他的这个决定，就得扪心自问：批评这样一位高贵的、英勇的军官——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所牵挂者，无他，唯士兵之生死耳——合适吗？忍心吗？
以上是陆上的，水上的呢？
在水上替敌人增加兵力，较之陆上，困难许多了：
越南人几乎没有一条像样的蒸汽兵舰；而中国人的蒸汽兵舰，都是有数的：旅顺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