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前面提到过，有些人向我们传扬坏消息是图名图利，但问题的症结不在这儿，而在于我们作为听众和读者，为什么愿意听这些坏消息？生理学家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大脑中有一个区域叫杏仁核，它负责“预警”，说白了就是过滤信息的。因为人接收到的信息是非常丰富的，哪些信息对我们的生存、安全和繁衍至关重要，由杏仁核负责筛选。它还掌管人类的很多原始情绪，比如恐惧、愤怒、仇恨。在莽莽榛榛的原始森林里面，我们的贤明们，我们的祖先，就是靠这个杏仁核来分辨，哪里有老虎的身影，什么是豺狼的嚎叫，什么人动了我的女人，什么时候粮食不够吃了，这对我们能否生存下去至关重要。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，我们的大脑渐渐进化出了另外一部分，叫前额叶皮质，就是大脑皮层前额这块。这就高级多了，因为它管理很多亲社会行为，比如友谊、爱情、情感、协作、善意的表达、语言这些东西，它旨在平衡杏仁核那种很原始、不理性的反应。这样的坏处是，一个坏消息进来之后，因为杏仁核是先进化出来的，总有个先来后到，它就会做出恐惧、仇恨这些反应，当大脑的前额叶皮质再去做理性处理的时候，杏仁核已经反应完了。这就是我们人类倾向于接受坏消息的一个生理基础的原因。这个知识是谁告诉我的？是一本书，叫《富足》。这本书跟我前面讲的很多观念是暗合的。生理学家是这样解释的，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叫卡尼曼，就是《思考，快与慢》的作者，他发明了一个词叫“锚定效应”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人的决策实际上是依据过往的信息和局限的信息做出来的，我们没有能力依靠全部信息来做决策。所以那些过往的和局部的信息就主导了我们的决策，因而产生了认知偏差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19世纪末整个伦敦人民最烦恼的事情就是街上到处都是马粪，因为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是马车。当时的伦敦已经不适宜人类居住了，马粪越堆越高，根本就没有办法清除掉，人们就觉得末日来临了。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汽车出现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因为他们只能根据过往的信息得出结论。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有很多，比如计算机刚发明的时候，ibm的创始人沃森就说过一句话，人类只需要五台电脑就够了。当时还有一个计算机学者说，人类总不能每家每户有一台电脑吧，这成何体统？他们没想到，几十年之后就实现了，就是人人一台电脑，有些人甚至还不止一台。为什么他们当年会犯这么愚蠢的错误？虽然在当年他们都是聪明绝顶的人，但当时他们看到的电脑是什么样子？好几吨重，大得能装满一间屋子，这样的电脑当然不可能一人一台了。他们所有的决策都是根据过往和受局限的信息做出来的。看到这儿，你可能会问，这锚定效应和对人类的悲观预期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，就在《理性乐观派》这本书里，我看到一则材料，2008年美国的一个环保激进分子写了一份文件，这份文件替中国人算了一笔账，这笔账算完，美国人都傻眼了，说这样下去可不行，要遏制中国发展。那笔账是这么算的，如果到2030年的时候，中国人的人均用纸量和美国人一样，是什么结果呢？中国一年消耗的纸张是全球纸张产量的两倍。到了2030年，如果中国人的人均汽车保有量是四个人有三辆车的话，那么全中国的稻田都应该铺上水泥变成停车场和高速公路才够用，因为那时候中国人要享有11亿辆汽车，而现在全世界汽车保有量不过才八点几亿辆。到2030年的时候，如果中国人有这么多车的话，一天要烧掉9500万桶石油，而现在全世界石油的日产量不过8500万桶，全都给中国人使还不够。就是这么一笔可怕的账。这背后的道理，可不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锚定效应？我们是根据过往的经验对未来进行预期，这就会导致错觉。其实资源使用是人类悲观论调最集中的一个领域，每个时代都会有这样的预期，英国人就受尽了这玩意儿的折磨。17世纪的时候，工业革命还没开始，但是英国经济已经开始稳步增长，当时一家炼铁厂一年要烧掉400英亩的森林，这还得了？酿酒厂也要烧火，一年也要烧掉几千卡车的木材。当时英国人就犯愁了，据说1650年英国的木材价格比50年前烧柴火时期的价格涨了七倍，很多地方已经出现穷人烧不起柴火被冻死的情况。很多贵族，包括国家掌权者就惶惶不可终日，这样下去可怎么办？英格兰这片土地上的森林很快就要被我们耗掉了，所以很忧虑。几百年以后，我们这些人就知道解决方案是什么了，很简单，把自己的床挪开，底下就是煤，烧煤。烧煤烧出来一个工业革命。但是问题又来了，人们又开始犯愁。1865年的时候，工业革命在英国已经基本完成了，当时有一个经济学家说好日子快过到头了，现在的繁荣是用煤炭支撑起来的，美国人会把它用完。1866年由于这个经济学家的煽动，再加上当时媒体配合炒作，真的出现了煤炭恐慌，这是英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年。当时英国的首相格雷斯顿在做年度预算的时候，就在下议院讲了一通话，说我们要趁着煤炭还没有用完，赶紧想办法在预算里留出足够的额度，把我们的国债给还完，因为好日子到头了。英国人现在处于历史的顶峰，以后再没这好日子了。甚至还建立了一个皇家煤炭运营委员会，来应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