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今人之论诗者多矣，大要称说於篇中之词，而未深求於言中之志，所谓从流下而忘反者也。试观《三百篇》以暨汉、魏，其所为诗，内达其性情之欲言，而外循乎浅深条理之节，字字有法，言言皆道，所以讽咏而不厌也。余每与同人论诗，耑主此说，以为如是则为诗，不如是即非诗，故曰《固说》。说虽固哉，而畔道离经，从知免矣。
古诗三千，圣人删为三百，尊之为经。经者，常也，一常而不可变也。後此遂流而为《骚》，为汉、魏五言，为唐人近体。其杂体曰歌，曰行，曰吟，曰曲，曰谣，曰叹，曰辞。其体虽变，而道未常变也。故欲学为诗者，不可不读《三百篇》也。其体虽分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，而其感於心而形於言，由浅入深，借宾形主，不过如夫子所云“辞达而已矣”，宁有他哉！至其辞句蕴藉，美刺昭然，所谓温柔敦厚而不愚者也。
诗有道焉，性情礼义，诗之体也；始终条理，诗之用也。无体不立，无用不行，相为表里，如四时成岁，五官成形，乃天人之常也。苟春行秋令，目居眉上，即为天变人妖矣。为诗而始终条理失伦，用之既乖，体将安託？故成章以达浅深次序之法，不可不讲也。
喜怒哀乐，随心所感，心有邪正，则言有是非。合於礼义者，为得性情之正，於诗为正风正雅；不合礼义者，即非性情之正，於诗为变风变雅。圣人存正以为法，存变以为戒。变虽非礼义之正，而闻者知戒，亦所以要之以正也。故举全《诗》而蔽之曰“思无邪”。
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其体不同，用于乡为《风》，用于朝为《雅》，用于庙为《颂》，不待用意而体自别。即如人说话，对妻子是一样，对父母是一样，对君公大人是一样，致词各别，而体於是乎分矣。
“本之《二南》以求其端，参之列国以尽其变，正之以《雅》以大其规，和之以《颂》以要其止”，朱子以为“学诗之大旨”，究非作诗之本义也。作诗本意在“诗言志”内，“辞达而已矣”内，方见得诗本性情。前贤言不及此，所以近人只在言语词句上用工夫，遂流於肤阔而不真切也。
汉、魏诗质直如说话，而字随字折，句随句转，一意顺行以成篇，纯是《三百篇》家法，观“青青河畔草”、“翩翩堂前燕”、“高台多悲风”诸作可见。晋诗不取达意，而徒骛文词，堆砌排比，虽多奚为？陶公独为近古，然较汉、魏气稍疏，味稍薄，句意间有不完，押韵间有不稳者，然於圣人辞达之旨未远，故足尚也。
初、盛唐近体诗，昌明博大，盛世之音，然稍觉文胜，故学之易入肤阔。五言亦和平有法，但申说太尽，无言外意。子美近体真朴，得汉、魏之遗。五言古别为一家，佳者可入汉、魏，惟好牵时事入诗，遂有参错不成章者，不必论也。太白五言，纯学《选》体，觉词多意少，读之易厌。故李献吉谓“唐无古诗”，其语近是。而己所为古诗，直是剿袭撏剥，求似皮毛间耳。至于究诗人之本义，唐人之所以异於古者，献吉乌足知！
七言古一涉铺叙，便平衍无气势。要须一气开阖，虽旁引及他事别景，而一一与本意暗相关会。如黄河之水，三伏三见，而皆知一脉流转。如雲中之龙，见一爪一鬣，皆知全身俱在。此体当推少陵第一，如《曹将军画马》、《王郎短歌》诸作，虽太白歛手，高、岑让步。然时有硬插别事入诗，与本意不相关，遂至散漫不成章，读者不可不审。
诗有题，所以标明本意，使读者知其为此事而作也。古人立一题於此，因意标题，以词达意，後人读之，虽世代悬隔，以意逆志，皆可知其所感，诗依题行故也。若诗不依题，前言不顾後语，南辕转赴北辙，非病则狂，听者奚取？自宋以还，诗家每每堕此，不省古人用意所在，而借口云寄慨在无伦次处。呜呼！无伦次可以为诗耶？
题目既定，句以成篇，字以成句，五字七字必令意全句中，不可增减，而後谓之完足。近见有句於此，亦可卜度其意之所在，而觉句中少数字而不显切。又有三五字已尽本意，而强增一二字以趁韵脚，牵率矫强，百丑具见，何以为诗？作者须於一句之中，首尾自相呼应，一篇之中，前後句相呼应，相生相续以成章，然後无背於古而可以传也。
天地之道，一辟一翕；诗文之道，一开一合。章法次序已定开合，段落犹须匀称，少则节促，多则脉缓，促与缓皆伤气，不能尽淋漓激楚之致。观古歌行妙处，一句赶一句，如高山转石，欲住不能，以抵归宿之处乃佳。其法亦无一定，惟斟酌得中为主。其开处有事物与本意相通者，不妨层层开去，只要收处断得住，一二句掉合本题，自然错综离奇，耸人心目。
自有天地以来百千万年矣，四时百物，方名人语，经沿袭之馀，皆故也。今人刻意求新於字句间，字句间安得有新哉？所谓新，在人心发动处及时中内，人心起灭不停，时景迁流不住，言当前之心，写当前之景，则前後际自己不同，况人得而同之耶？不同於人则新也。若在字句上求新，一人出之以为创，众人用之则成套，何新之有哉？《三百篇》能言当下之心，写当前之景，於无字中生字，无句中生句，所以千古长新也。韩退之云：“唯陈言之务去，戛戛乎其难哉！”退之之文，不过一洗六朝习句，直陈胸中耳，何字是古人